中国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,是一种辉煌灿烂的文化,一种在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。
事实上,国学这个名词,民国时期就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议,当代也不断受到质疑。晚明的时候就有西学的传入,但此时的西学都可以纳入到中国固有的学科体系中,比如传教士带过来的几何学就归入到算学中。
古典学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。这样一来,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思路、它的内涵外延都清晰的多。他们主要问我说,他们西方都有自己的古典学,你们为什么对古典那么痛恨,那么不友善?他们说古典对子孙后代来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,保护她、研究她,是他们的一个天职和责任。朱汉民:林先生和姜先生都赞成中国古典学这个概念。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迈进,应该大有可为,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觉醒过来,只是在国学的热潮中炒冷饭。
一有传承,整个民族的文化就不是凭借个人智慧,而是凭借一个庞大的公共空间和全民的集体智慧来发展。几十年来他担任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,不仅在学校中推行犹太经典的教育,而且在研究《塔木德》的学术圈子中差不多每年开年会都要提交论文。所谓耻感文化，是说人人都有羞耻感、羞恶感，这是良知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【提要】良知是建立在内在道德情感之上，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辨别是非、善恶的能力。社会良知不仅关系到价值评价及其规则，而且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向，因此，对于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。但是，有更多的人在迎接市场经济的同时，又在呼唤着良知。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不例外。
有些博士生则照着做，从电脑上抄资料，拼凑论文，参考书列了一大堆，真正该列的却没有，有的干脆不列或不注明出处，把别人的成果变成自己的。孔子说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
仅就这一点讲，我们难道不该向孟子学习吗？ 其实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思想家，都把培养和坚守自己的良知当作实现理想价值的根本依据，他们之所以具有永久的人格魅力，就在于他们不为权势和利益所惑，以良知为行事准则。王阳明说：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，是非只是个好恶。知识分子在我国古代称为士，俗称读书人。他说，天下有道则兼善天下，天下无道则独善其身。
如果名实不符，那就是虚名，虚名绝不是孔子所提倡的。所谓罪感文化，是说人生来是带着原罪的，所以要救赎。[11] 这里所说的闻，就是孟子所说的声闻，即名声。他还提出羞耻感比负罪感更重要更深刻，是持续的深层的情感形式，这就抓住了良知的真正本质。
但情和知是什么关系呢？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。加之在当前学术评价失衡、学术风气极端浮躁的情况下，造成良莠不分、深浅难辨的状况，有人在一夜之间就能成为名人、著名学者、甚至国学大师，由此便产生了所谓名人效应。
而有些人则一心想着发财，为了多拿稿酬，不惜粗制滥造，只讲数量不讲质量。这比起现代某些人将别人成果据为己有的做法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[7] 又说：事实上，羞耻感也许是持续的深层的情感形式……羞耻感应该在与自我统一的关系中得到理解，而负罪感则源于对恶行的感受。所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就是指本心良知而言的。这才是美名而不是恶名。王阳明又说：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。当时有人劝他放弃自己的主张，以免遭到更大的不幸，朱熹义正辞严地回答说：吾平生所学，唯此四字，岂能舍乎。这是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点。
凡是士人，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，都是要讲良知的。孟子的一生就是为了捍卫社会良知而奔走呼喊的一生。
如果做了该做的，心里就会安，如果做了不该做的，心里就会不安。但是，面对推动社会机器走向不知何方的力量，感觉到无能为力，曾经勇担使命的知识分子，今天却希冀退出舞台，隐姓埋名，不显庐山真面。
学者历来是清贫的（即使现代西方发达国家，教授、学者的收入也远远比不上那些大款），因此要自甘清贫。[13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。
其主要理念是，虽然竭力追求利润，但并不把利润定为首要和唯一任务，而是强调对社会所负的责任。孔子就明明说过，如果能致富，作一个执鞭之士，即手执鞭子赶车或做守门人他也愿意。人格受到侮辱，就是莫大的耻辱。1999年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，最近出版了一本书《剥洋葱》，引起了全球的轰动。
那么，我们的学者怎样呢？学者要从事学术活动，首先要生存，没有利能行吗？当然不行。他提出人类生活在地球上，总得有所作为，这所谓作为，不是指征服和破坏地球，而是要自救，也就是唤起人类的良知。
那么，社会良知就是它的外化，是一种普遍道德。但是能有好的名声，对发扬学术良知是有好处的。
学术研究是有规范的，有良知的学者不是被动地遵守学术规范（更不要说违反学术规范），而是出自内心、自觉自愿地遵守规范，这才是良知的可贵之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西方人也越来越重视良知问题。
但是，学者的良知只能允许他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自己的生活条件，我们现代的很多学者就是这样做的，有人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间书房，但是，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工作，在读书写作中得到乐趣。心安还是不安，正是良知作出的判定。最近放映的意大利的一部电视剧，片名就叫《良知》。这是价值观的问题，任何是非都与善恶有关。
作为有良知的学者，虽不应唯利是图，唯名是举，但却要兼顾义利，安己富国。二、良知有没有共通性 我们说，良知是中国文化的精髓，那么，它有没有共同性、普遍性？外国人是不是也讲良知？ 从学理上讲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的特点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良知是反权威主义的（但不是一概反权威），良知就是自律，就是自我做主。从事学术研究的人，也要相应地遵守学术道德、学术规范，并且与法律相配合。
但是，君子知晓义，是不是意味着不要利呢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。他注解四书，当然有自己的观点，但是在学风上却非常严谨，绝不掠人之美，凡是别人注过或说过的，他都一一列出，不贪天之功为己功。
